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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诺贝尔奖的真相

时间:2021-10-12 17:30来源:一览扶桑 作者:姜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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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疫情速报 (2021.10.12)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10 月12日下午17:30为止 ,东京新增感染 77 人。日本国内累计感染者人数为 171 万 1023 人 ( 钻石公主号感染者另计712人 )。 住院以及疗养治疗中的 9554人 (10月11日)。 另外,新增死者 20 人,死亡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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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是诺奖季节。今年又有一位美籍日本人真锅淑郎(90岁)获得物理学奖。于是,“量产”话题又起。早在2001年,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未来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狂妄”和“不自量”。但从现状看,自新世纪算起的21年来,已有20位日本人或日裔科学家获奖(自1949年诞生第一位诺奖者算起,共有28人)照这样的节奏,50年30个目标,应该没有太大悬念。如何解读这个“量产”真相?说法颇多。不过,获诺奖并不存在一个一解即明的所谓真相问题。相反,它倒是一个与民族天性相连的有温度的文化问题。

诺贝尔奖受赏仪式的现场之一:斯德哥尔摩蓝色音乐厅

1931年出生的宗教哲学学者山折哲雄,在《悲情精神史》一书中写有这样的话:“流淌在我们最深层面的乃是三千米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出的的感性和文化”。这一方面是频繁的天灾(如3.11大地震的复合灾难),一方面是岛国环境造成的资源短缺(如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因此忧患与再生成了日本人天性的一部分。看来日本文化的另面——悲感,比起乐感,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悲感与忧患相连。这种忧患,在学者内田树的笔下,日本人成了只知道探测与“中心”距离的“边境人”(参阅《日本边境论》)。因为是“边境人”,所以总是在先机上表有受害者的忧患意识。这种无法挥去的“受害者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喜欢妄想——日本会消失。所以日本人总是爱谈沉没而不愿谈崛起。总是爱谈危机而不愿谈盛世。总是爱谈“还不行”而不愿谈“厉害了”。昭和泡沫。平成萧条。就连“失去的20年”也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口号。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日本人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自我警戒和自我保护意识。并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要防患于未然。如在近似零利率的情况下,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这除了将其理解为忧患意识的作用外,恐怕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解释。

诺贝尔奖奖章

这种忧患意识表现在诺奖上,就是一方面他们已经是诺奖的大客户,另一方面他们依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些科研成果都是30年前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产物,接下来的日本社会就有可能进入“诺奖荒”。这正如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大隅良也不无忧患,说日本人今后可能不会再有诺奖获得者了。他为此抨击政府过度压缩科研经费,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的大学全部走进了效率(实用)优先的死胡同。


具体而言,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今后是否能量产诺奖问题上,存在五大忧患。


第一,对博士数量减少的忧患。


2019年8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开了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研发经费投入较多的7个国家中,仅日本单位人口的博士学位取得者数量呈减少趋势。日本每100万人口的博士学位取得者,在2016年度为118人。数量最多的是英国的360人和德国的356人。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韩国、美国和英国均实现了大幅增加。美国和韩国在2000年度的数字与日本基本相同,但最近则增加到了日本的一倍以上。此外,报告还公布了硕士学位取得者的数据。日本每100万人口的硕士人数在2016年度为569人。远低于英国的3694人、美国的2486人和德国的2465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博士学位取得者都是研发人才基础的重要存在。为此,日本有识之士提出,刻不容缓地培养和确保博士生数量,才是今后量产诺奖的重要前提。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两名日本科学家(根岸英一、铃木章)和一名美国科学(理查德-赫克)家获得

第二,对论文数量减少的忧患。


2020年,日本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公布了《科学技术指标2020》。就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全球发表的自然科学论文数量年均为155万篇。其中,中国约305900篇,占19.9%。美国约281500篇,占18.3%。德国约67000篇,占4.4%,位居第三。日本约64900篇,占4.2%。位居第四。这是自1981年开始统计分析以来,中国首次登上榜首并超越美国。而在被其他论文大量引用的“高关注度论文”的数量显示上,美国依然高居榜首,占24.7%。第二位是中国,占22.0%。日本为2.5%,位居第九。与20年前(6.1%,第四位)和10年前(4.5%,第五位)相比,下降趋势明显。这表明,无论是在论文数量排名上还是在高关注度论文数量排名上,日本的两项指标均低于10年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出现减少。对此,有危机感的日本学者在各种研讨会上大声疾呼,认为日本论文能力的下降,就是日本科技实力的下降。而科技实力的下降,也就必然与诺奖无缘。有日本学者更为严峻的指出,日本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性过低,这导致了国际合著论文的数量减少。数量减少就意味着日本在全球从事研究的存在感降低,这对今后量产诺奖是相当不利的。

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人名单

第三,对大学排名的忧患。


2020年9月,日本媒体都争先刊发了英国教育期刊《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2021”新闻。从排行榜来看,日本进入前100名的大学只有排名第36位的东京大学和第54位的京都大学,其他大学连前200名都没有进入。而在之前的2011年至2015年的5年里,日本每年都有5所大学进入前200名。但从2016年开始改用新的评价方法后,日本已连续6年只有2所大学上榜。在此次的排名中,中国大陆和韩国各有7所大学进入前200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大学的状况明显低迷。日本学者认为,大学低迷是年轻人科技创新能力低迷所致,这当然对量产诺奖构成巨大障碍。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人名单

第四,对科研经费的忧患。


确实,为了实现科技创新立国,日本政府在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这个基本法的亮点之一就是明确写入政府在5年计划期间投入的科技预算目标额。这一做法极为罕见,也足以表明政府振兴科技的决心。不过,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政府也只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度)中投放了17,6万亿日元,超额(设定的目标额为17万日元)确保了原本的科技预算。而在接下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度),第三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度),第四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度)和第五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度)中均未完成资金目标额。如第二个五年设定24万亿日元目标额,而实际投入只有21.1万亿日元。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各设定25万亿日元,而实际只有21.7万亿日元和22.9万亿日元。第五个五年设定了26万亿目标额,而实际只有23.8万亿日元投入。也就是说,除了第一个五年,其他年份的资金投放均未达到目标额。


政府到账的金额少,日本大学里的财政就紧张。而紧张的财政状况直接打击了年轻研究人员。日本在2004年实施了国立大学法人化,这虽然在产学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政府以此为由逐年减少了拨给大学的运营费补助金。补助金一减少,大学就开始削减人工费,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博士课程。选择读博士学位的日本学生从2004年以后就一直在减少。对此,前文部大臣有马朗人不满地表示:“政府削减补助金是个严重的错误”。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日本人名单

第五,对科研造假的忧患。


日本人在科研上也造假。而且造假行为还接连不断,到了动摇日本研究根基的危险地步。动摇日本研究的根基,也就是动摇日本量产诺奖的根基。据文部科学省的数据显示,2019年度利用文科省的经费从事的研究项目中,有9起(比2018年度增加2起)被证明存在捏造、篡改和剽窃行为。虽然没有统计日本整体的情况,但如果加上容易发生造假行为的生物和医疗领域的研究等,估计该数字会进一步升高。而在最近10年中,科研造假演变成社会事件的就是2013年“美女博士”小保方晴子的“STAP细胞”(新型万能细胞)学术论文。她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感到危机感的日本政府研究了对策。文科省在2014年修订了有关杜绝科研造假的指南,要求大学等研究机构也要承担起造假行为的责任(之前一直由研究人员个人承担责任)。即便如此,来自国际上的评论依然严厉。据分析撤稿论文的网站“Retraction Watch”数据显示,撤稿论文数量排名前10的研究人员中,有4人是日本人。2018-2019年美国《科学》和《自然》期刊刊登了针对日本发生的科研造假及应对方式提出质疑的文章。显然,科研造假是量产诺奖的天敌。为此有不少日本学者呼吁,不杜绝该行为,日本人的诺奖指数以后真的要归零了。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上述五大忧患就是日本人自揭伤疤且自嘲自讽的一个大写意。这一切正如《日本经济新闻》在去年12月刊文警示,日本科研能力下降的危机感正在日本政府和科研领域加大,但问题是并没有任何相关的振兴措施出台。怎么也看不出来已经是收割了近30位诺奖者的国度,怎么也看不出来是量产诺奖排名世界前10的国民。没有丝毫的得意喜乐,没有半点的盛气凌人,想着的和表现出的还是不安。总感觉自己的这个优势会被转嫁会被消失,还总是不断地敲打自己、敲打自己的政府、敲打自己的传统文化。如这回获奖的真锅淑郎在记者会上就直言:“我不想回日本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与周围人同步生活的能力。而我在美国生活则很棒。”你看,获奖了,没有感恩也就算了,但还不忘敲打自己的出生国。再如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梶田隆章,二年前也毫不讳言地给学界敲响警钟:研究资金、研究时间和研究人员数量,是决定论文数量的三大要素。如果日本在这三个方面持续恶化,未来将难以获得诺奖。而前丰田董事长奥田硕泼出去的水则更寒冷:照现在这样,日本一定会沉没。

真锅淑郎

报喜不报忧与报忧不报喜。看似是一字颠倒,其实是心向的颠倒,更是知性的颠倒。这种颠倒的背后,就是“晨曦中弥漫着山樱花芬芳”的悲感,催生忧患的一个结果。一般而言,忧患主义总是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建筑二元世界。因此忧患主义者也最终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殉道者。从这一意义上说,忧患并不荒诞并不蹉跎并不待毙,而是完结悲剧的一种力量。如果说,喜剧是人的预期的一轮月,那么悲剧是人的预期的一鞠水。月,总是那轮月,但掌中之水则是流水不再的一鞠水。因此,忧患会毫无悬念地走向坚忍,坚忍会走向持久,而持久则是创生万物的一个清爽晨浴。这样逻辑地看,忧患才是一切创新的原动力,更是量产诺奖的原动力。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位小说家叫小松左京,上世纪70年代写了一部畅销小说叫《日本沉没》。其实,在写《日本沉没》之前,小松写过另一篇短篇小说《日本卖出》。说的是从宇宙来了一位陌生男人,将日本列岛整个买下。很晚之后日本人才醒悟过来,自己脚踏的这片土地,已经不是自己的祖国了。小说发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日本人在惊呼:小松当年的忧患,太具现实意义了。知道什么叫“知强守弱”吗?日本人最明白。从转换视角来看,在唱衰中强大自己,在忧患中成熟自己是一种更高的生存智慧。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他们更喜欢在暗处,他们更喜欢隐忍。他们深谙“夫忧者所以为昌也,喜者所以为亡也”的孔子之言,并以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为戒,非常谨慎地打造适合自己的世界性生存体系,并继续支配世界量产诺奖的王道。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人名单

为什么这些诺奖得主的研究不在日本进行?


为什么日本留不住这些顶尖科学家?


日本人在不断地自问与自责。他们时刻不忘科学家兼随笔家寺田寅彦的名言:“灾难总是在人们忘却时来临”。


对此,笔者始终不忘几年前看到的一个电视镜头。国会开会讨论,原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首莲舫对原首相安倍说:“不要耍滑头,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面对电视实况转播,安倍只能陪笑化解没趣与尴尬。


这样看,这个国家今后持续地量产诺奖,大概率而言是没有太大悬念的。

姜建强专栏丨寂光院

姜建强

旅日学者

致力于日本哲学

和文化研究

著有《另类日本史》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日本还能持续地量产诺奖吗?》,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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