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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学刊》论文选编: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糖业运营及失败原因探究

时间:2021-09-10 12:02来源:日本动态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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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糖业运营及失败原因探究


—— 《东北亚学刊》论文选编 


瞿  亮  张承昊


摘要:“北进”是近代日本扩张的主要路线之一,为了满足自身糖类生产和消费需求,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在北方进行糖业的相关试验种植与运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开始进行甜菜种植和制糖产业的一系列部署,并寄希望于通过糖业运营在满足其北方殖民地自给自足的同时,对外出口赚取经济利益。然而由于种植经验不足、气候灾害、竭泽而渔的畸形掠夺生产方式及对华侵略战争不断扩大,致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糖业运营连续受挫,无法和台湾、南洋诸岛一样发展成大规模的产业链,最终走向失败。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糖业的过程,反映了自身在扩张过程中所执行的殖民地产业政策的真相与弊端。


关键词:近代日本  糖业运营  “北进”路线  中国东北


本文作者:瞿    亮  湘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研究员;


 张承昊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生


引言 


糖业是近代日本重要产业之一,其发展路线主要分为“北方路线”与“南方路线”,而前者的起步要早于后者,1889年设立北海道甜菜制糖所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每年从外国输入日本的砂糖价值达到了300万日元”。为了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加快糖业的改革,扭转市场需求不足的局面,于是面向中国东北开拓有关糖业运营的“北方路线”,在日本占领台湾前,北海道的甜菜糖业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实际上,糖业运营“北方路线”的贯彻及实施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北进”路线有密切关系。“北方”实际指包括北海道、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在内的日本本州岛北部以及西北部区域,该地区与日本“北进”侵略路线吻合。在日本“北进”扩张的过程中,农学博士安藤广太郎通过实地调查后认为,“满洲国”的生命线是农业,并且“满洲”农业未来的发展应考虑到日本本土的需求,而糖业的“北方路线”就涉及对日本北方殖民地的农业开发与利用。


日本“北进”思想有着颇深的渊源,早在江户时代,本多利明在谈及虾夷地开发时称要教授当地土人“开业之法”,主张要通过“救助之举”使本地人主动归顺日本。此后,吉田松阴还提出,“三韩任那渤海诸蕃……吾不往则彼必来,吾不攻则彼必袭,将釀不测之忧,是不可不合者也”,认为朝鲜是日本必须占领的区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将“大陆政策”视为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侵略朝鲜与中国东北,并以此为根基规划殖民地产业部署。同时,“北进”的结果之一就是使糖业经营得到了庇护。在“北进”扩张的过程中,日本在纳入其版图的北海道大力发展糖业,其糖业的近代化就此开始。在欧洲国家成功发展甜菜糖业的鼓舞与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下,效仿法、德诸国发展甜菜糖业,希望将制糖业纳入其殖民地产业之中。然而,北海道甜菜糖业在发展与经营过程中虽有一定成果,但由于自然灾害,甜菜产量无法满足先进制糖机械的供应,导致后续糖产量不佳。经过调查与分析,日本将失败归咎于“研究不充分”。为了拥有更多适宜甜菜种植试验的土地,日本军政当局与糖商将目光放在了朝鲜与中国东北,这使得糖业的“北方路线”与甲午战争前后向北扩张的路线不谋而合。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同时,将其产业发展的规划延伸至该地区。明治末期,学者平田德治郎认为,于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日本应依仗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资本与智慧用于经营这片广大的土地。他从多方面对如何开发中国东北进行分析,为日本之后的殖民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经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日本还认识到大连、营口、安东等地既可作为对外贸易的重镇,又掌握着内地商业的命运。这意味着中国东北地区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强化了日本全面控制该地的野心。正因如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仅大力发展经济产业,还辅助日本军方在“九一八”事变中承担了大量运输任务。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后,进一步地将该地区产业纳入其殖民经济体系中,糖业经营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伪满糖业一方面作为日本产业的一环参与对殖民地的开发,另一方面以其所获利润支持日本侵略者的“北进”扩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认为,由于中国东北地处寒冷地带,农作物种类受限,所以有必要种植甜菜以满足农业开发。然而,自1936年之后中国东北的糖产量远低于日本同时期所经营的台湾与南洋诸地,连基本的自给自足都无法保证,一直毫无起色的“满洲”糖业最终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推进和失败而走向灭亡。关于日本在殖民地的糖业部署,我国学者赵国壮认为,日本政府发展南方的甘蔗糖业与北方的甜菜制糖业,目的是扭转本国砂糖业过度依赖爪哇糖业的不利局面。对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期间的农业经营,我国学者贾小壮列举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一系列政策,指出其积极种植谷物与棉花、以“开发满洲”的名义大规模移民,目的均是为了使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军事部署的一环。然而以上研究在讨论日本糖业的同时,并未深入探讨近代日本经营中国东北糖业的失败原因。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的论述,从日本如何规划糖业的“北方路线”、实施过程、糖类在中国东北的生产与销售状况着手,探究其失败原因,并以此一窥日本殖民地产业经营的真相及弊端。

 

一、近代日本甜菜制糖业的推广与“北方路线”的确立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北方进行的制糖研究分为枫糖与甜菜糖,这二者都是其全面学习西方的产物。受北美制糖技术和砂糖生产的影响,日本于北海道开展枫树汁制糖试验。石桥后胜从当地的四株枫树中采集八升汁液后,花费数日制得白砂糖四十目。在这一成果的鼓励下,日本开拓使本厅认为,枫糖有一定的生产价值,继续相关研究与试验。同一时期,山田寅吉通过对比法德两国的甜菜品种,于1880年选择在北海道纹别制糖所种植收获量略少但含糖量更高的德国甜菜。与枫树汁相比,甜菜含糖量更高,日本所选择的德国品种含糖量从14%到17%不等,远超过枫树汁的1.25%。枫树种植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种植距离,“种植繁盛紧密的枫树产出的汁液更少,孤立生长的能产出更多汁液”,从而限制了枫树的种植面积。而甜菜制糖后剩下的残渣还可作为饲料和肥料。由于甜菜在整个制糖过程中有着比枫糖更好的经济价值,所以日本在对比二者后更倾向于种植甜菜。而同时欧洲甜菜糖业的成功,进一步给予了日本发展甜菜糖业的自信。


1878年劝农局长松方正义考察巴黎世界博览会时目睹了欧洲甜菜糖业的繁荣,归国后便开始大力推进甜菜糖业建设。1880年和1886年分别在北海道的纹别村和札幌建立了两家制糖会社。然而,日本政府在北海道运营的甜菜糖产业虽有成绩但并不十分出色,纹别制糖会社在官方的扶持下,熬过了旱灾与病虫害,最终于1891年制出39万斤砂糖。另一家札幌制糖会社限于原材料的不足而难以完全发挥机器性能,结果于1901年解散。两家制糖企业的实践给初步涉足甜菜糖业的日本积累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刺激着日本进一步寻找其他适合土地继续甜菜糖的研究与经营。由于甜菜能适应寒冷气候,因此甲午战争后日本将目标锁定在同处北方的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确立了糖业的“北方路线”,即在“北海道-朝鲜-中国东北”三地展开。


日本在开启朝鲜甜菜糖产业经营之前,拓殖局就指出“甜菜栽培十分困难,必须先慎重考虑朝鲜是否适合种植甜菜”,“之前在北海道的失败就是因为研究不充分”。于是,先花费数年时间进行了更为充分的相关调查。通过分析朝鲜的环境因素、朝鲜糖的市场需要量、进口糖类价格等多项条件后,日本拓殖局推断在朝鲜经营甜菜糖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不过拓殖局仍认为应先进行更大面积的试验种植并着手准备必须的生产设备,但不要过早设立工厂。由此可见,北海道甜菜糖业的失败使日本在开辟新的甜菜制糖区域时更加谨慎。


日本在中国东北也同步进行了甜菜糖研究,由于1906年晚清政府在发展制糖业时就聘请日本技师在沈阳试验甜菜栽培,日本得以借此机会系统地考察中国东北的农业环境,并在研究内容中写明甜菜种植所需条件:“播种时候要有一定的湿度与温度,发育生长期间要有足够的降雨量,暑期应有高温并且在八九月果实成熟期间要持续晴天。反之成熟季节降雨过多会引起病害导致含糖量过低。”通过与德国、波兰等国种植甜菜所需降水量的气候比对,日本奉天商业会议所认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明显适合种植甜菜,并在沈阳设立的试验农场中取得了一町步获得超过3吨甜菜产量的试验结果。另外,中国东北地区在中俄两国分别设立制糖工厂前数年就已经有农民开始种植甜菜,且种植面积逐年增大。日本殖民者将东北地区农民自发的甜菜种植视为推广甜菜产业的农田基础,认为日本开始经营甜菜糖业时就有现成的农田与人力可用。但是,对甜菜制糖业仍持保守态度的日本政府并未立刻开始设立工厂进行糖业经营,而是选择进一步在“满铁”设立的公主岭农业试验场继续不同种类的甜菜种植试验。


当时就有学者根据数据分析指出,中国人均消费砂糖2.11斤,然而除砂糖以外,中国人还习惯使用蜂蜜、芦栗、甘蔗等甜味食品。为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中国未来的砂糖消费量必然会大增。对中国糖类消费市场的调查,让日本意识到,若能成功地在中国东北经营甜菜糖产业,则可与台湾甘蔗糖业一道凭借地理优势进军中国市场,赚取利润满足自身的军事、扩张需要。“于是我国砂糖出口的方向在地理关系上应先以中国为目标”,如此利益的驱使下,日本糖业更加渴望能占有中国东北地区。最终日本以公主岭农业试验场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在沈阳设立了“南满洲制糖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南满制糖会社”),正式开始在中国东北实践糖业“北方路线”发展计划。

 

二、近代日本糖业在中国东北的经营


南满制糖会社的成立虽然标志着以“满铁”为首的日本殖民统治者正式开始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甜菜种植业和糖业生产经营,但在经营过程中一直受原料不足的制约。南满制糖会社等日本糖业公司试图通过奖励政策增大甜菜种植面积,以维持原料供应,然而甜菜种植业仍收效甚微。为此,日本糖商只能从台湾、南洋诸岛等地输入原料糖以维系生产,之后干脆改为用南方殖民地的成品糖参与在中国东北市场的竞争。缺少制糖原料的南满制糖会社等公司不断亏损,最终被日本战时的“砂糖专卖制度”压垮。


有着前期精细准备的南满制糖会社,在经营初期就遭遇诸多困难,导致自1917年起的六年间,经济收益一直不容乐观。南满制糖会社乐观估计甜菜收获量能有大幅提升,于是在第一年过高地估计能收获1亿万斤甜菜却仅收获了2100多万斤的情况下,第二年仍预估能收获1亿2000万斤,但实际只收获了2500万斤。预计目标与现实产量的巨大差距打击了日本糖商的信心,对南满制糖会社的前途一度持悲观态度。于是会社对甜菜产量无法提升的原因进行了调查,认为“本会社甜菜栽培的成绩自创业以来,因为农民种植经验尚少,又遭旱灾或降雨量过多等天灾影响,导致并未让产业步入发达领域。”南满洲制糖会社认为,以上因素致使其无法实现每年所预计的目标产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会社一边全力运营甜菜制糖,一边从爪哇、台湾进口原料糖开展副业生产以满足其经济收益。可看出,日本在中国东北初期经营糖业时并未完全寄希望于甜菜制糖,而是采取了将利用进口原料糖生产精制砂糖作为副业的措施,使会社在甜菜糖业还未成熟时能保证糖商的一部分收益,不至于陷入商业上完全被动的处境。


在南满制糖会社的全力运作下,日本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甜菜糖产业得以步入正轨,销售累计538万余日元。面对市场需求的吸引,日本糖商选择进一步扩张在中国东北的甜菜种植面积,“因为奖励栽培甜菜制度的普及,从辽阳至‘奉天’经四平街沿线诸地都开始种植甜菜,为南满制糖株式会社提供原料。”“南满制糖会社自1920至1925年间,平均每反产量约2300斤。”甜菜种植面积的扩大,需要更多人力进行农田开垦与种植。同时由于中国关内出现迁往东北的移民潮,补充了当地的农业人口,并开拓了大量可耕地,“整个中国东北的可耕地有近44%被开垦”。但本应享受农业人口增加这一福利的甜菜产业,却仍在困境中挣扎,“由于中国方面的抵抗,加之农民的种植技术不成熟,导致成绩不佳。遂停止甜菜糖产业,转而从海外进口原料糖进行精加工。”因为甜菜种植方面一直无法如台湾、南洋诸岛等地的甘蔗种植一样取得能满足制糖需求的成效,加之日本侵略东北的步伐加剧了中国人民的激烈抵抗,所以日本制糖业不得不暂停甜菜糖的生产计划,将使用海外原料糖制造精制糖从副业转为主业。


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甜菜糖业遭遇重重阻碍时,却并未彻底关停南满制糖会社,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在中国东北市场上有一个可以立足的据点,以便与香港糖业展开竞争。香港糖业早在明治前期就已经进入东北市场,在蚕食了中国糖业的市场份额后,又与日本糖进行了长久的商业竞争。香港的太古糖业还运用商业策略,在偏僻地区击败了日本占据的优势,并努力在都市地区扩大销路。面对香港糖业的压力,日本糖商只得一方面将本土及台湾、南洋诸岛等地的糖大量出口中国东北,保证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依靠海外原料延续南满制糖会社的生命,对香港糖业的扩张进行反制。


日本糖业在中国东北市场所采取的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1931年,中国东北所需砂糖数量为61.7万担,同年日本输入的砂糖即达到52.8万担,远超过同期香港糖业的21.1万担。这既体现出了日本在南方糖业的成功,糖类需求要依靠大量的进口才能满足。南满制糖会社由于长时间依靠海外原料供给,收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仅1927-1928年就亏损73万余日元,直到1934年该会社解散时都未能扭亏为盈。为扭转这一局面,日本殖民当局开展了糖业自救措施,组建满洲制糖会社,对包括南满制糖会社在内的制糖工厂进行整合,并重新开始投入生产。但是,未能形成成熟产业的甜菜种植行业,始终制约着砂糖的产量,自1933年起至1936年,日产量最高仅占总供给量的4%。即便1936年满洲制糖会社开工生产,一年间糖产量也仅有10万余担,而同期中国东北糖消费量为226万余担。完全无法形成“甜菜种植-制糖生产-糖品销售”这一自给自足的产业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开始采取糖类专卖制度,除了增加国库收入、降低砂糖价格以及促进出口等商业目的外,糖的副产物酒精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也使糖被纳入专卖制度中。


本就基本依靠日本输血的“满洲”糖业至此被完全纳入战时经济体制,不再有自由发展与竞争的机会。此后,日本糖业委员会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糖业一元化,提出要“以台湾糖业为主轴,以爪哇、菲律宾糖业为主翼,在一元统制下进行运营”,直接将“满洲”糖业剔除在外。据此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糖业运营已经彻底失败。但由于中国东北市场仍是其糖业的主要市场之一,于是日本糖商转而从台湾、南洋等地向中国东北出口成品糖,使南满制糖等公司得以延续其产业。这种经营模式使日本糖业在中国东北的垄断地位得以确保,然而被强行加入统制经济体系中的“满洲”糖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困局,一切自救行为仅停留在表面,未能触及更深层面的产业调整,最终导致日本不得不把“满洲”糖业置于次要地位。日本糖业在中国东北的业务也从最开始的种植甜菜制糖,转向了依靠其他产糖地的糖与海外糖业竞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纳入战争体系的日本糖业也在战后解散财阀的潮流中走向灭亡。

 

三、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糖业失败的原因

 

昙花一现的“满洲”糖业及“北方路线”的失败,有诸多因素。当初,日本的调查研究偏重于强调农民技术水平过低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影响,但实际上是由于其殖民地产业规划与部署既没有考虑甜菜种植技术的推广,又武断地将中国东北的糖业与日本在东亚的糖业竞争捆绑在一起,且后来为战争服务的目的日益重要,呈现出操之过急、不尊重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的畸形状态。


日本凭借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了多项特权,该地原有的甜菜种植基础也驱使着日本将北方糖业重心转移至此。产业的转移意味着日本开始对中国东北实行经济殖民侵略。日本糖商在中国东北的甜菜试种取得一定成效后,组建南满洲制糖株式会社,将“北方路线”的制糖业构想继续付诸实践。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中国东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令甜菜收成大打折扣,加之日本殖民统治者一味扩张有限的甜菜种植地,忽视了种植技术的推广,导致甜菜糖业陷入长时间的亏损中。这体现出日本当局在台湾糖业获利巨大的情况下,急于将中国东北甜菜糖业一并纳入其殖民经济体系中的心态。再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这种依赖于扩大耕种面积、提高产量的拔苗助长思想,不但令本已大量歉收的甜菜种植雪上加霜,还让日本侵略者在分析研究中推卸责任,忽视了自身产业布局中存在的致命错误。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日本侵略者在记载中不断提及“农民种植经验少、种植技术不成熟”,然而实际上南满制糖会社等日本公司没有推广技术才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些日本糖商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大量的甜菜种植试验,但是却未对种植甜菜的农民进行系统性的培训。日本拓殖局一直认为甜菜是一种“困难的事业”,然而在自身掠夺思想的驱使下,日本糖商仅考虑依靠奖励制度扩张甜菜种植范围,并未考虑通过教授农民种植知识来稳步增加产量,导致甜菜质量无法满足制糖需求。甚至在农民提出的条件与会社展望的前景相悖时,南满制糖会社单方面认为是农民的无知造成的,这也反映出殖民者只将中国农民作为掠夺经济利益的工具的姿态。


况且,栽培甜菜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与试验种植的理想环境不同,“满铁”在调查甜菜糖业情况时发现由于天气正常的时间较少,加之遭遇自然灾害,导致甜菜产量远低于正常产量。例如,1922年日本“满洲”糖业甜菜产量尚可达到每反2692斤,但在1923年遭遇水灾后,产量下跌到每反2055斤,并在次年跌至每反1467斤。另据“满铁”调查资料的记载,“由于去年罕见的大水灾,导致实际产量未达到预想的一半”。除此之外,甜菜从农田开荒、播种到除草、耕作,每项环节都比一般作物需要更多费用。这使日本殖民者意识到甜菜的经济价值不符合预期,便开始将农业重心转向其他农作物。而在所处地区无法得到充足原料供给的制糖工厂,只能依靠海外原料糖进行少量的精制糖生产。


其次,从大环境看,“满洲”糖业精加工原料糖的生产路线受到阻碍。由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加之与美英等国关系紧张,1938年日本开始实行外汇管理与贸易统制制度,对日本与东北地区内的原料糖消费采取严厉的统制措施,对外国原料糖输入东北地区进行层层阻碍。日本这种通过政府力量排除市场竞争对手的行为违背了贸易自由,同时也导致本就不景气的“满洲”糖业雪上加霜。原料糖供给不足使得东北地区的制糖会社只能使用收成不佳的甜菜进行生产,而且甜菜制糖一直连中国东北的糖类自给自足都无法保证,最终因缺少经济效益的“满洲”糖业被日本糖商所抛弃。


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部,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华北及以南的军事侵略活动上,无暇进行如南洋一般的产业经营,并将中国东北的农业资源全部转移到军队急需的粮食生产上,甜菜糖的种植空间不断被挤压。至1936年,包括大豆、高粱、小麦在内的粮食种植面积达到1.1万余公顷,占同年当地农产品种植总面积的84.6%,同期特用作物耕种面积仅占3%。而甜菜只是特用作物中的一类,无论其如何扩大种植面积,也依旧是有限的。原来在东北地区的甜菜种植效果就不理想,加之无法如台湾、南洋诸岛等地大面积种植甘蔗,这些条件都限制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甜菜糖业开发和经营。随着日本在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战况吃紧,日本本土与军队均急需粮食补充,“(满洲国)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翼,应以铁、煤炭、非铁金属、电力、农产物(尤其是大豆)的增长为中心制定计划”。“‘大东亚战争’下的紧急需求就是‘比起五年前的增产千万吨,现在有增产百万吨的必要’。”以大豆等各类粮食为主制定的增产计划是为了满足日本军队在战时的粮食需求,因此只能将甜菜耕地让位于粮食种植。可以说,日本的侵略战争及其战时统制经济的需要,是导致其在中国东北糖业经营失败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统计数据看,甜菜种植面积与产量时常出现查不到明确数据的情况,原因是“甜菜种植面积及产量等属于各会社的秘密事项,无法精确知晓”。1936年至1937年,甜菜收获数据也因缺少确切数字,只能通过制糖量进行推算,而推算的结果与事实肯定存在一定的误差。甜菜种植面积的相关数据不透明,使以“满铁”为主的日本政府高层无法准确推断甜菜制糖产业在原料供给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这令日本政府一直无法彻底叫停甜菜制糖,在常年亏损的状态下,东北地区的甜菜糖业在挣扎中走向末路。


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糖业运营失败,标志着日本糖业“北方路线”的惨败。经过对比也折射出日本糖商在“南方路线”上获得了巨大利益。在“满洲”糖业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时,日本糖商凭借台湾、南洋诸岛等地的成品糖在中国东北市场上占据了优势地位。日本南方和北方糖业在收益上呈现出鲜明的反差,也令日本糖商认识到与其继续在中国东北经营制糖业,不如将该地作为一个市场进行成品糖销售。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日本政府也在这一环节中运用强硬手段排挤东北市场上的其他竞争对手。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与太平洋战争的发动,整个日本糖业与军部捆绑在一起,加入到了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之中,也驱使其不断地陷入战争的泥潭,最终导致理论预设与调查较为完备、且进行了一段较长时间实践的“满洲”糖业经营走向失败。而“北方路线”的彻底失败更使日本坚定地将其糖业发展的重心聚焦到台湾及南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糖业运营不是以提高生产技术、注重自由贸易为主要导向,而是实行为战争服务的统制经济,成为日本发展畸形殖民地产业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个缩影。

 

四、结语

 

糖业在日本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实现技术革新的日本糖业将产品远销伦敦、纽约、上海等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成品糖消费量还被视为一国文化的标尺,深深地影响着日本近代文化。正因如此,拓殖局、“满铁”等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才会不断地在糖业的“北方路线”上进行研究与实践,企图使糖业为日本“北进”的侵略行动提供经济支持。


然而,日本糖业的“北方路线”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受挫,南满制糖会社在中国东北的经营连年亏损,最终自救无果的“满洲”糖业彻底失败。不愿放弃中国东北市场的日本糖商只得用台湾、南洋诸岛等地的成品糖与太古糖等外国糖商竞争,这种做法导致日本糖业重心向南移动的同时也加大了日本南方糖业的负担,推动着日本糖业不断南进,以夺取新的土地,满足制糖原料供应。


日本糖业“北方路线”的失败,从表面来看是因为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以及种植技术不成熟所致。但深究其背后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在经营殖民产业时一味追求产量,采取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同时企图依靠侵略战争掠夺利益,遭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最终导致本就带有殖民侵略色彩的“北方路线”惨淡收场。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殖民产业运营,虽标榜着“王道乐土”“五族协和”“提高生活水平”,但实质上只是为了满足日本殖民统治的经济和战争需求,其背后侵占我国东北土地、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营等行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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