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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学刊》论文选编:国际变局下的日美关系及日本的应对

时间:2020-09-25 11:42来源:日本动态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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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变局下的日美关系及日本的应对


—— 《东北亚学刊》论文选编

 

  


摘要:日美关系日益受到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深刻影响。国际权力转移、秩序规则重组、地缘政治不断变化,加上特朗普外交政策及对日政策的调整,对两国关系形成了多层次冲击。在此背景下,日美两国在政治、防务、经贸、区域战略及国际秩序规则协调等领域的合作面与矛盾面均有所扩大,关系内涵的复杂性增强,使得日本对美外交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在美国压力及自身战略利益驱动下,日本更趋向于以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与灵活弹性手法处理对美外交,在稳定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展自主战略空间,以应对国际变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日美关系  日本外交  国际变局  同盟 战略自主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  副主任、副研究员

 

当前,国际格局秩序加速变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特征更趋鲜明。亚太地区持续成为全球权力转移、大国博弈及秩序规则重构的重心。日美两国均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在国际形势变化及双方各自对外战略互动下,基于霸权护持目标的日美战略合作总体上继续巩固,同盟内部机制与外部网络均有所强化。但两国间利益矛盾及观念分歧也在深化,双边关系中合作、矛盾并行的两面性进一步凸显。


作为同盟关系从属方,日本受到美国全球及区域战略的结构性制约,这是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性特征。在日本谋求更大战略自主的趋势下,日本的对美政策在服从同盟体系,受其战略制约前提下,体现出日益明显的自主性与自利性。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际变局,包括特朗普政府日益“反传统”的对日政策,日本的战略心理持续受到冲击,更倾向以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与灵活弹性手法处理对美外交。

 

一、当前日美关系的国际政治背景

 

日美关系复杂性的增强,与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宏观背景及结构性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冷战结束至今,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逐步超越双边性、区域性界限,而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关系”。当前,影响日美关系的重要国际政治背景包括以下方面。


(一)国际权力转移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当前国际权力转移的基本特征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整体霸权的相对衰退,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2019年,发展中国家GDP总和全球占比已达40%,其中中国为16%。在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东亚新兴经济力量仍保持快速增长,这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趋向相对均衡。美、日两国分别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护持者与主要受益者,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一样将这一权力转移进程更多视为挑战,试图加以遏制或掌控。这也成为两国外交战略利益一致性的最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基于实力定位、利益取向乃至战略观念上的差异,两国在应对权力转移挑战时倾向采取的具体立场、手段又明显不同。


在美国战略视野里,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最大挑战被日益锁定在中国身上。2019年,以中美贸易摩擦为焦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及对华战略施压较以往更为强势。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力而忠实的盟友,日本在亚太遏制中国的“前沿价值”更受美方看重。而日本在国际权力格局剧烈变化下,加上对华战略认知中固有的竞争性心理,在战略心态上的对美依赖实际上加深了。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安全需求目前很难从美国以外的第三方身上获得满足。但是,由于中美矛盾加深及可能导致的冲突,日本所面临的“同盟困境”中“被卷入(冲突)的不安”也同步被强化。日本在战略上继续依赖美国的同时,也更加担心因与美国过度战略捆绑而“被动卷入”中美战略竞争的险境中。


(二)国际秩序规则重构进一步加速


国际权力转移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原本西方主导下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冲击,新的秩序设想与诉求兴起,不仅发展中国家呼吁国际秩序合理化,连美国这样的现行秩序主导者也主张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国际秩序”。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思想及行动的“新边疆”,使得高新技术、数字经济与安全、太空及深海等新领域的秩序建构更加迫切。加上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各方均在积极寻求填补“规则空白”。国际关系的焦点被日益引向“秩序之辩”与“规则之争”。


在此背景下,日美在有关国际秩序规则的“三观”上呈现出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日美仍拥有明确共识,即两国在秩序观与价值观上同属西方阵营,优先与其他所谓“民主盟国”合作,而与中俄等“挑战现状者”存在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美日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观念鸿沟”不断扩大。特朗普政府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放弃国际责任,频繁退出多边机制,导致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持续动荡。日本精英集团及大众舆论日益认为,当前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一大原因正在于美国的政策。日本国民在保持对美“亲近感”的同时,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特别是其秩序价值观的不认同度也达到了新高。


(三)“新的地缘区域”如“印太”的持续发展


基于区域权力转移与秩序变化,“印太”的崛起已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新现实。各方更主动地提出与“印太”相关的自主战略框架。2018年11月,日本官方开始将自己的“印太战略”改称“印太构想”,以淡化其地缘竞争色彩。2019年1月,日本外相在国会外交政策演讲中将“印太构想”公开定位为本国外交核心任务之一。5月,法国国防部公布首部《法国印太防务战略》。6月初,美国国防部公布首部《印太战略报告》。6月下旬,东盟公开发表“印太展望报告”,即东盟版的“印太战略”。8月底,日方主导的第七届非洲开发会议(英文缩写TICAD VII)首次将“自由开放的印太”纳入成果文件。这表明围绕“印太”的权力博弈进一步升级,各方围绕该区域政治、经济事务,特别是对关键领域的规则话语权乃至价值观主导位置加强了争夺。


基于“印太”在地缘政治及区域秩序中的重要性提升,美、日两国均竭力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力量投入。由于日本较早系统阐述了战略意义上的“印太概念”,且相较美国在亚洲拥有更广泛的传统友好伙伴,美国一直将日本设定为支持其“印太战略”的最得力助手。日本也将与美国的合作视为其区域战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美日在积极参与“印太”事务上总体姿态一致,但具体目标与参与方式却有区别。相比美国推动“印太盟友”参与自己在该区域主导的战略防务体系及行动,借此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日本更倾向强调自身构想的公共产品特性,并试图与中国展开对话协调,乃至摸索己方“印太构想”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的可能性。


(四)特朗普“美国优先”下的对日政策调整


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强烈的利益取向与实用原则,体现出崇尚实力、单边主义、“交易主义”等特质。一方面继续将双边同盟作为推动区域战略的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同盟政策的调整力度。相比过去所谓的“价值观纽带”,特朗普政府更加强调追求同盟对美国的短期功利回报。美国主导国际及区域战略架构的能力被一定程度削弱。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的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波动与摩擦。


作为美国主要盟友,日本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一方面,美国仍有很大动力强化并发挥日美双边性安全同盟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两国同盟的政治基础,并缓解了日本的战略焦虑;另一方面,面对日本,美国更加积极主张在经济、防务乃至战略上的“成本分担”,不时地利用双边机制对日本施压,甚至威胁实施制裁。在日本看来,特朗普大幅偏离美国外交传统,轻视盟友间共享的“价值观基础”,承诺不稳定且要价不断提升,削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信任。同时,尽管两国沟通渠道保持基本稳定,但特朗普外交安全及亚太政策团队不断发生变动,也让其对日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

 

二、日美关系中合作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

 

以上国际政治背景下,日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呈现合作与竞争因素同步增长的基本态势。总体上,基于政治与军事安全战略利益的合作仍推动两国关系强化,在区域战略及国际秩序协调上,日美联合行动也持续加强。同时,日美在经贸、防务领域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双方正开展协调,但短期内难以解决矛盾。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问题上,日美间观念及政策分歧也远未得到弥合。


(一)同盟政治:高层往来频繁,基础总体稳固


为维持两国战略总体协调,日美持续推进多层级政治对话。两国政界特别是决策层保持了较高密度交流。其中,首脑外交仍是牵引两国同盟战略合作的关键因素。例如,2019年双方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举行了5次首脑会谈,总时长约415分钟(参见表1)。2019年5月,日本新天皇即位。当月特朗普访日,成为“令和时代”首位访日并享受国宾待遇的外国元首。次月,特朗普又出席大阪G20峰会。日本政府给予特朗普高规格待遇,意在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对外彰显“同盟团结”。但舆论普遍认为,安倍与特朗普间的“甜蜜话语”难以掩饰双方在具体议题上的诸多分歧。

 

表1  2019年日美首脑会谈要点一览


时间

参与者及场合

会谈总时长

主要议题

4月26~27日

安倍访美,会见特朗普。

105分钟

朝鲜问题、日美“2+2”、印太战略、日美贸易谈判、G20大阪领导人会议。

5月25~28日

特朗普访日,会见安倍。

155分钟

日美关系、朝鲜问题、中国、地区形势、印太战略、G20大阪领导人会议。

6月27~28日

特朗普赴日出席G20大阪峰会,期间会见安倍。

35分钟

日美关系、日美贸易谈判、朝鲜问题、中东局势。

8月25日

特朗普与安倍在法国比亚里茨出席G7峰会期间会面。

50分钟

日美关系、日美贸易谈判、朝鲜问题。

9月25日

安倍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特朗普。

70分钟

日美关系、日美贸易谈判(签约)、朝鲜问题、中东局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外务省网站资料整理。

 

总体上,日美基于领导人互动并通过政府部门及事务层级协调,保持两国的“战略聚焦”基本一致。在特朗普释放“可能令人迷惑的政策信号”后,日美两国外交、经济部门亦频繁介入沟通,寻找妥协可能与实行方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最根本的是,双方决策层与精英集团仍然维持着较强的战略共识,即日美同盟政治合作基础对双方应对当前国际变局是重要的、甚至是极关键的前提条件,而背弃这一基础则会动摇双方各自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二)军事防务:合作得到拓展,防务分担矛盾凸显


军事防务合作是日美同盟核心。2015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出台至今,日美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与机制上的整合度明显提升。2019年4月,日美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外交与防务“2+2”部长级会谈,达成以下共识:(1)通过实战化训演,联合建设跨域多军种作战能力,提高两军联合行动与快速反应能力,在相互设施防护、后方支援、联合侦察方面加强合作;(2)强化太空及网络军事能力合作,联合建设监视系统与网络安全力量;(3)支持日本扩大购置美制武器装备,提高武器系统一体化;(4)在军工产业、政府信息系统与基础设施方面深化情报合作,确保供应链安全。日美防务部门还签署协议,推进水陆两栖作战技术共同研究。日美注重将防务合作延伸至“战略新边疆”,在太空、网络、电磁作战以及军事相关产业供应链安全方面深化合作。


在军事防务合作落实的同时,围绕防务成本负担问题,日美间分歧公开化。2019年5~6月,特朗普多次声称日美安保条约“不公平”,以美国为日本提供“安全保护”为由,要求日本大幅度增加军费分摊比重。同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访问日本,要求日方将驻日美军费用负担额提高至80亿美元左右。对此,日本政府强调,相比美国其他盟国,日本负担比重“已处于较高水平”。日方不会接受“不现实、不合理的要求”。目前,日美考虑在今年秋季后启动驻日美军经费分担谈判。


(三)贸易谈判:初步达成妥协,问题远未解决


总体上,日美间保持着密切的经贸投资关系,但贸易摩擦已成为两国利益分歧焦点。在美国要求下,日美原有的副总理级经济对话下设立部长级贸易协商机制,即所谓“自由公正互惠的贸易对话”(英文缩写FFR),进一步商定就货物贸易协定(英文缩写TAG)展开谈判。自2018年9月日美首脑就启动TAG谈判达成一致,到2019年10月双方正式签署TAG协议,经历了逾1年时间(参见表2)。通过15次首脑、部长级及事务级会谈,日美围绕农产品、汽车等货物贸易关税集中谈判,并将电子商务等数字经贸纳入协商范围。根据协议,日本对约合72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农产品分阶段实施关税撤销或削减;美国承诺不对日本出口美国的汽车加征关税或设定配额。同时,日美两国还就数字产品关税、跨境数据交易、数据安全等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签署了“日美数字贸易协定”。


日美TAG协定是两国经贸博弈的阶段性产物,总体上符合双方各自政治需求。日本得以规避经济上的“最坏结果”,特别是美国对日本汽车产业的惩罚性关税,但未能争取到之前美国在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TPP)中承诺的全面减免日本出口工业品关税的待遇。在农产品方面,日本做出了较大但相对可承受的让步。日本农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外来竞争。根据日本政府估算,日美TAG协定引发的贸易与企业生产增量将拉动日本实际GDP增长0.8%,新增就业岗位28万个,但日本国内农业产值预计将减少600~1100亿日元。在货物贸易达成初步协定的情况下,日美将继续围绕服务贸易、投资、汇率金融等广义经贸问题进一步谈判。日本仍将持续面对来自美国的谈判压力。

 

表2  日美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相关重大事件


时间

事件

2018年8月9~10日

日美“自由公正互惠的贸易对话”首次部长级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2018年9月26日

日美首脑在纽约会谈,就启动TAG谈判达成一致。美国承诺谈判期间不对日本出口美国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2018年12月21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22项贸易谈判目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汇率等领域。

2019年4月15~16日

日美TAG谈判首次会议(部长级)在华盛顿举行。

2019年8月25日

日美首脑在法国比亚里茨G7峰会期间会谈,宣布日美TAG谈判达成“框架性协议”。

2019年9月25日

日美首脑在纽约会谈,宣布日美TAG谈判达成最终协议。

2019年10月7日

日美代表在华盛顿正式签署TAG协定。

2020年1月1日

日美TAG协定生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日媒体相关报道资料整理。

 

(四)区域战略:修复东北亚“小三边”,共推“印太战略”


区域战略方面,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形势仍是日美协调重点。2019年2月朝美河内会谈未能达成协议。在美国主导下,日美两国重新达成了积极对朝施压的方针。2019年4月日美外交与防务“2+2”会谈上,日美表示将联合迫使朝鲜“弃核”,利用日美双边及日美韩三边协调保持对朝政策压力,支持美国在东北亚强化军力驻扎。但由于日韩关系恶化,美国不得不进行“调停”。2019年8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访问日韩两国,劝说双方各作让步。11月中旬,埃斯珀再赴韩国,要求韩方延长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英文缩写GSOMIA),之后又与日韩防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会谈。11月22日,韩方宣布有条件延长GSOMIA。在美国介入下,日韩基于各自利益,开始缓和对立并重启对话。


在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日美持续加强介入,试图构建“日美主导下自由开放的印太”。日美以维护“航行自由”“海洋法治”为名,增强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201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连续第三年实施“印度洋—太平洋方面派遣训练”,期间多次与美、印、澳、东盟等海军联合演习。同年9月,日美印澳四国外长在纽约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这也是该机制首次从局级升至部长级。同时,日美加强联动,以基建合作为重点,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功能。2018年11月,日美发布《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连接合作,推动印太自由开放》声明。2019年双方组建工作组,重点推动天然气、光纤等能源、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并与区内国家开展合作。大阪G20峰会上,日本推动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会议期间,日美澳、日美印分别举行三边首脑会谈,通过声明宣布在“印太”地区加强基建合作。同年11月,美日澳在此前协议基础上,推出所谓“蓝点网络”计划,期望打造“印太”乃至国际基建市场“高质量基建”的权威认证标准。


(五)国际规则:协调有所增强,分歧仍然深刻


在国际层面,日美在以经济与科技领域为主的国际机制重组、规则磋商进程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在WTO改革问题上,日美联合欧盟力图共同引领新贸易秩序建构进程。2019年1月、5月及2020年1月,日美欧三次召开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产业补贴、信息通报、数字经济、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待遇等细化规则发表共识。日美欧贸易部长会议俨然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重塑贸易规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规则合围”的机制化平台。在数字经济领域,日美在达成双边数字贸易协议前提下,试图将日美协议条款推广成为未来WTO数字贸易规则蓝本。同时,日美将高新技术与国家安全问题结合,力图通过制定修改相关国际规则,增高针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技术壁垒。


尽管日美在共同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方面利益一致,且正开展协调,但由于美国坚持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退出或消极抵制各种国际组织或合作机制,使得日美在多边国际场合的意见与政策分歧也愈发凸显。2019年大阪G20峰会上,由于美国强烈反对,峰会联合宣言中取消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表述,但在东道国日本及中国等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宣言最终强调各方应致力于“维持和发展自由、公平、无差别的贸易体制”。在同年8月法国比亚里茨G7峰会上,围绕自由贸易、全球治理等问题,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G7成员国分歧再度公开化,导致峰会44年来首次未发表联合公报。

 

三、日本的应对

 

在当前国际变局下,日美战略利益基础相对稳固,但关系中合作性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使得日本对美外交面临机遇与挑战。在美国对日政策功利性日益鲜明、日本自身战略自主意识亦趋于突出的情况下,日本优先抓住了“利益再平衡”这一环节,通过构建战略利益、调和利益矛盾来稳固日美关系,同时更为重视日本自身利益的实现。这体现出安倍外交在现实主义思维下的“权谋”“智慧”。


(一)以利益为导向,巩固日美同盟,确保关系“大局稳定”


尽管在诸多问题上与美方存在分歧且面临其压力,但日本仍积极维护美国作为盟友的特殊身份,迎合美方的政治需求与战略思维。日方利用首脑外交等多层次渠道,积极“拉住”美国,强化在战略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尽管由于考虑到中日关系,所以在部分领域降低了制华力度,但日本仍然支持日美同盟继续以中国为“战略指向”,利用“中国牌”巩固同盟关系。在WTO改革、数字经济等国际规则建设,5G通信、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以及国际舆论场合,日本仍以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为主,向美方证明自身“战略价值”。


除了应对中国外,日本还支持美国推动全球战略,在维护美国威望的同时,试图将其“劝留”在西方盟友合作体系中继续发挥作用。在G7等国际场合,相比不断抗拒美国的欧盟,日本基本回避批评美国,并设法扮演美欧间的协调者角色,缓和盟友内部矛盾。在安全领域,除在朝核及半岛问题上追随美国,试图共同掌控形势外,日本还视情况在其它地区向美方提供战略协助或做出支援姿态。例如,2019年6月,在美伊关系高度紧张情况下,安倍访问伊朗,试图调解美伊矛盾。尽管未达效果,但日本不仅提升了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因协助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而获得美方赞赏。


(二)保持战略耐心,以灵活弹性手法应对美方政策压力


在分歧问题上,日本在坚持自身核心利益前提下,在非核心利益上给予美方妥协让步,或有选择地合作,避免争议扩大化。在谈判策略上,日方倾向以“合而不从”姿态,一方面基本响应美方诉求;另一方面在特定问题上不完全顺从美方压力,见缝插针展现战略自主性。日本在是否参与美国组织的海湾地区“护航联盟”问题上的决策正反映了这一思路。为避免与伊朗交恶卷入冲突,日本表示不参与美国的“护航联盟”,单独派自卫队舰艇前往波斯湾。同时,日本重申对美国战略支持,主动向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派出联络官,提供情报与后勤保障,从而达成了保留自主与支持盟友的平衡。


与美方具体交涉中,日本采取了具有弹性的手法,运用利益交换、合理规约、模糊拖延等策略,设法规避或对冲美方压力。贸易谈判中,日本坚持将“主战场”限定在货物贸易,并依托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CPTPP)等贸易规则,限制美方要价。同时,通过在数字经济领域接受美方条款,动员日企扩大对美民间投资等,尽量满足美方诉求。在防务成本问题上,日本彰显自己在同盟防务中“实际而巨大的贡献”,并依据条约协定,拒绝美方超出约定的要求(如:战略轰炸机在日部署及作战费用负担),但考虑将增加对美军购费用及日美联合演习费用作为妥协方案。


(三)在多方面加强对日美同盟的“战略性利用”


尽管美国主导国际秩序能力相对趋向衰退,但在日本看来,美国仍是支持日本实现自己战略目标最有力的依托。对于战略自主意识强化的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日益呈现“战略资产”特性。特朗普政府以现实利益为导向调整对日政策,推动日本在同盟关系中承担更多责任义务,鼓励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实施“战略性利用”的行动。有日方专家指出,同盟对日本不仅意味着战略收益,也意味着在防务经费、任务分担及主权制约等方面的成本。日本应基于自身利益,精准衡量收益成本,主动选择、推动同盟合作重点领域。


当前,日本重点利用的日美同盟“战略资产”,一是同盟军事合作带来的现实收益;二是美国在亚太及欧洲的盟友关系与战略合作体系;三是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及舆论仍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日本依托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加速吸纳美军战略战术理念、装备技术及经验,注重在太空、网络等“战略新边疆”借助美方提升自主能力。日方认为,由于诸多限制,日本在“从安保与国防角度利用太空与网络方面”是西方大国中“最为滞后的”,且无法和中国相比,因此在该领域应重点与美国合作。由于与美国的合作,日本军事力量在事实上获得更大行动范围及权限的同时,也进一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军事战略合作体系。另外,日本在亚太乃至“印太”强化海洋安保战略,与各国开展防务乃至战略合作,亦充分利用了美国在该区域的外交与安全伙伴网络。


(四)积极拓展战略空间,推进多元化、更趋平衡的外交战略


除稳固发展对美外交外,日本还拓展战略行动空间,增加战略合作对象。当前,这一策略的核心是更为平衡而稳妥地处理与中、美两大国关系。日本认为,需要应对未来亚太地区“中美分权”的格局,并防备中美可能爆发冲突的破坏性后果。因此,日本以“加权平衡”的方式同步加强对美、对华外交,在具体议题上对日美同盟与“日中协调”这一对冲策略组合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同时,日本主张抓住中美之外“第三方力量”,打造“新的国际多极化构想基础”。在区域及国际合作中,日本倾向与英、德、法等欧洲大国以及东盟成员国合作,试图打造日本外交战略新的“支点国家”,并继续谋求改善对俄关系,化解日本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中的重大障碍。


为拓展战略空间,日本继续将推动区域经贸体系建设作为关键手段。随着CPTPP与日欧经济伙伴协定先后生效,日本通过构筑“高标准自由贸易圈”,拓展经济乃至战略影响力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年,日本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RCEP)谈判与推动CPTPP扩容作为两大主要目标,同时积极参与中日韩FTA相关协商。日本努力在国际场合扮演对话协调者角色,主动以“自由主义捍卫者”姿态参与国际机制构建。这被日本视为进一步拓展自身战略视野、促使外交战略多元化的主要路径,同时也有利于在与美国及其他大国交涉时,“以更平等而有力的姿态进行对话”,获得更多博弈筹码。

 

四、小结

 

在国际变局影响下,日美关系基础稳定,关系内涵复杂性增强,合作与矛盾因素同步增长。2020年是现行《新日美安全条约》缔约60周年。面临同盟关系60年历史节点,日美将以巩固国际权力优势与争夺秩序主导为目标,继续维护和强化两国同盟关系,同时也将围绕具体问题持续利益博弈乃至发生矛盾、摩擦。现实主义战略思维指导下的日美,在积极统合同盟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同时,彼此间的利益调和及观念适应仍需克服诸多现实问题。另外,当前日本政坛面临更迭,年底美国将举行大选,日美两国国内政治变化,亦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变量。


面对同步增长的机遇与挑战,日本战略选择的方向是:一方面继续强化日美同盟,使其尽量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设法拓展自主战略空间,力争在当前国际格局秩序重构进程中实现行动自由,占据有利位置。日本更倾向于“以我为主”,从“符合日本利益诉求的日美同盟”视角出发做出战略选择。日本在日美关系及区域国际关系中自主性及影响权重的增强,不仅推动日美在同盟内部权责及外部影响力上的相对均等化,也将对中美日乃至亚太各方的战略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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